哲学系三位教授联合举办项目学术沙龙
2018年11月17日下午，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度项目“基于推理担保机制的逻辑、名辩比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项目“‘汉语言哲学’视域下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理论和实践”、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古典实用主义推理论研究”、教育部201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古典美国哲学的方法论旨趣研究”等四个项目的课题组联合在人文楼哲学系2102会议室举办学术沙龙。项目负责人晋荣东教授、刘梁剑教授、张留华教授分别作报告，并与参加沙龙的教师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第一位报告人是张留华教授，他结合国家课题“古典实用主义推理论研究”以及教育部课题“古典美国哲学的方法论旨趣研究”开展情况，重点围绕两个项目交叉重叠的一个话题“推理的名义”作了交流。为了表明“推理的名义”何以成为问题，张留华教授首先指出，“现代逻辑”视域下的意义理论有其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不足。“现代逻辑”一方面出色地解释了我们如何通过函数运算由构件的意义（真值及其他外延值）推演出复合体的意义（真值），另一方面也间接地规定了逻辑常项（联结词、量词、模态词、认知词等等）的意义，不过，由于当代逻辑学家们对于“常项”之意义的规定或解读存在各种分歧，导致出现有不同标准的“推理有效性”，此即所谓“逻辑多元化”现象。而正是在当代逻辑多元化格局之下所开展的逻辑哲学研究让我们意识到：不同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不仅对于逻辑常项之意义存在难以统一的“规定”，甚至对于“有效性”的载体——推理——也存在分化：有人把推理的前提理解为类似assumption的命题，另一些人则认为推理的前提是推理之人所实际拥有的信念。对此，张老师特别以Vann McGee案例进行了阐释。随后，张老师还通过实例表明，关于“推理的名义”，不仅存在共时性上的‘多样性”，而且一直存在历时性上的多样性，譬如，格莱斯、密尔、皮尔士等人所谓的推理与当代标准的理解并不尽相同， “知觉、直觉是不是推理？”“‘我思故我在’叫不叫‘推理’？”等等问题也常常成为历史上哲学讨论的焦点。
第二位报告人刘梁剑教授结合国家课题“‘汉语言哲学’视域下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新进展，重点围绕“汉语哲学之外的汉语言哲学”作了交流。首先，刘梁剑教授对中国哲学和汉语哲学进行了对照，他指出，当前中国哲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对中国哲学名下所做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将导致主体性危机；二是我们所做的反思，一直停留在就问题谈问题的表层上，而用汉语做哲学可以避开这些问题。接着，刘老师提出了“语言哲学”的概念，并建议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把它看作以语言为对象的哲学，进而思考语言的本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语言和思想的关系等等问题；二是以语言为进路，进而讨论语言的转向问题。刘梁剑老师强调，对中国哲学史的考察，不一定要以中国哲学为对象，而可以以语言为进路。再接着，他提出了“虚位”的概念，并且抛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哲学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虚位的概念？最后，刘老师说道，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哲学为何特别关注语言的问题，进而以语言哲学为进路，研究其与中国哲学的关系。
最后报告的是晋荣东教授。他结合国家课题“基于推理担保机制的逻辑、名辩比较研究”研究新成果，重点围绕“句子观念与推理形式刻画”作了交流。首先，晋老师指出，西方逻辑始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后者的三段论理论开创了通过对推理的形式刻画来研究推理担保机制的道路。形式刻画的鼻祖是亚里士多德，而三段论理论之所以可能，要以明确的句子观念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晋老师表达出他的第一个观点：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句子观念。一方面，尽管《墨辩》《荀子·正名》等已经表现出对古代汉语的某种语法分析，但由于“辞”“言”“句”等语词的意义又多样而含混，加之标点符号不发达，标识句子结束的各种语助词的用法也不固定，明确的句子观念在先秦及其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即使唐代出现了对句子观念的界说，但也没有对句子的构成要素与种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接着，晋老师表达了他的第二个观点：中国古代不存在三段论理论，由于中国古代尚未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因此三段论不可能进入理论反思的范围。晋老师对这一论断还做出了具体的解释和根据。在发言的最后，晋老师强调，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对推理的规范性研究。如果把对推理的规范性研究看作是对推理担保机制的研究，那么中国古代的推类论述就是对推理的规范性研究，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逻辑的对于推理担保机制的理解。
本次沙龙，是具有交叉主题、隶属不同专业的多项目合作交流，对于推进和完善在研项目的后续开展具有积极作用。参加沙龙的同学们也表示从中受益颇多。（供稿人：戎欣）
关闭窗口